停停且听听 醒醒重行行

——我的2017年

思君令人老，岁月忽已晚！是时候了，2018年已过了十余天，该为我的2017记上一笔了。当我脑海里忽然蹦出古诗十九首中这个句子时，我惊觉我这一年里真的开始有了人到中年的感觉。
 盘点一年的阅读真的乏善可陈，竟然只有十余本，9月份为了在河南教师读书会领读《中国文脉》，又浏览了秋雨合集的十余本秋雨代表作，当然也认真阅读了余秋雨最新出版的《泥步修行》。工作之余，见缝插针地读了几本早年的茅奖作品，诸如王安忆的《长恨歌》、周大新《湖光山色》、刘玉民《骚动之秋》等，休闲阅读了《人民的名义》《国家行动》《马桥词典》《皇帝是怎样炼成的》《中国中篇小说年度佳作2013》。在阅读所谓茅奖获奖作品的过程中，我越来越感觉到所谓“经典”的虚妄，当然我们也许不能只怪茅奖的粗劣，也许是当代文学创作就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吧。茅奖代表当代中国长篇小说的最高水平，如果一部比一部令人失望的话，我只能对当代的经典保留看法了，本来有通读所有茅奖获奖作品的想法，但是现在我已经开始动摇了。在阅读专业书籍的过程中，我读到了倪江的《理想语文——自由阅读与教学》，从中读到了一个“正典”的概念。这个概念是美国著名文学评论家、哈佛教授哈罗德·布鲁姆在其经典著作《西方正典——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》中提出的。他如是解释经典之所以成为经典的原因：“答案常常在于陌生性(strangeness)，这是一种无法同化的原创性，或是一种我们完全认同而不再视为异端的原创性。”布鲁姆的概念，近些年中国社会科学界一般称之为“元典，”即对一般著作而言具有原创性、原发性的经典。

按照这样的标准，再来看中国的所谓茅奖作品云云，类似的题材，雷同的话语，浅表的思想，拙劣的技法，真是令人伤心。受布鲁姆这一提法的影响，我明白一个道理，人生苦短，读“经典”也是一种浪费，应该把目光更多地转向“元典”，于是今年的购书，我就有了倾向性，阅读中也把目光专注于这些人类思想的秘藏。今年又认真点读了《道德经》，黑格尔的《美学》第一卷。专业范围内的阅读有倪江的《理想语文——自由阅读与教学》，白学军、闫国利等著《阅读心理学》，王开东的《高考不怕写作文》。另外还有温儒敏的随笔集《燕园困学记》、熊培云新著《慈悲与玫瑰》，贾平凹《自在独行》，冯骥才《俗世奇人》。

这一年里基本没有为写作而写作。当不再把发表作品作为目的的时候，才能真正写一些自己愿意写的东西。比如为了领读余秋雨作品，连夜赶写了万余字的余秋雨评论文章《秋雨初听》，为了做一节油田高三年级的作文观摩课，准备了万余字稿件的讲义稿《众声喧哗中的渐进与改良——后材料作文时代的高考作文备考》，为了给自己暑期的西北之旅一个交代，写了近万字的《西北游记》，当然，也奉命为不同领导认真写了几篇公文和新闻稿。